提到“科隆论战”就不得不提起对设计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德意志工作同盟”，它与包豪斯并成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制造”是十分具有贬义意味的，其被当作为廉价、粗制滥造的代表，在工业化极速发展的德国，一些政界人员、艺术家、建筑师和大型商业团体意识到“实用艺术”的价值，他们出于对国家发展的考虑，共同组成了“德意志工作同盟”这个极具包容性的团体，而“科隆论战”就发生在这个组织的一个大会上。

一、论战发生的背景

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设计”很大程度上还仅仅发生在传统的手工艺人和艺术家身上，他们设计的作品并不量化产出，仅仅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所服务。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资源的再调配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资本家，设计就不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设计的需求就与手工制作的效率产生了矛盾。因此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开始探索“设计”的出路在何方。由于对机器的抗拒，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穆特修斯与凡德维尔德看到了这点不足，在承认技术发展和机器的前提、促进手工艺艺术和技术的结合来改进德国设计的愿望下，“德国工作同盟”成立。

在此团体里，有不同阶级的人群，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来思考“设计”，以穆特修斯为代表的“实用派”，站在国家发展利益的角度上去看待设计，希望批量化，标准化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影响力，扩大出口来刺激德国经济发展。而以凡德维尔德为代表的“艺术派”则认为设计应是艺术家不受限制的自由表达，设计不应该为技术而放弃自我。两个派别最终在1914年“科隆会议”上展开激烈讨论。

二、“科隆论战”的内容及过程

在1914年的德意志工作同盟的年会上，穆特修斯将其想要推进设计标准化、工业化思想总结为“十点纲领”，他认为“只有类型化能够再一次引进一种普遍有效的自信的趣味”。这些观点引起了一些团体内政治家，商业家的共鸣，他们一致认为设计应该是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不只是艺术家自我陶醉的专属，只有标准化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设计的价值。其实穆特修斯并不只是一味的强调技术完全抹杀艺术表现，而是希望能够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解决德国产品尴尬的现状，这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式，但却是一个十分合理可靠的方式。他本身也在寻求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点，只不过在当时的国情需要中，他选择了“艺术”做出一定让步，让设计去适应并推进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而将“标准化”视为洪水猛兽的艺术家凡德维尔德，也从艺术家，手工艺者的角度上洋洋洒洒的写了十条反对意见。他说：“只要德国工业同盟中还有艺术家的存在，并且只要他们对同盟的命运还可以施加影响，他们就会反对关于类型化建立的每一个建议。”他认为标准化必然会抹杀艺术家的个人创造能力和积极性，设计不应该受到政治方面的约束，而是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引领发展。显而易见，凡德维尔德是把“设计”放在社会发展的主动地位，而有能力使设计发挥作用的就是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同时他还预言“赝品的时代即将到来。”他的思想得到了许多建筑家，艺术家的赞同，他们恐惧“标准化”会使同质化兴盛，从而使设计失去了主观创造性的色彩，那时人便会变成技术的附庸。

但这场争论很难确切的说是谁输谁赢。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整体确实是朝着穆特修斯思想的方向发展，实现了批量化，标准化，社会生产率大大提高。但就在大会上的反响而言，凡德维尔德拥有更多的支持者，随后战争的爆发也使这场论战，团体的许多活动都不了了之了。

三、科隆论战对设计的影响

虽然科隆论战已经离我们有些遥远，但也基本上定下了设计发展的基调。社会终将会按照最适应发展的趋势而发展，设计也按照了穆特修斯思想的方向前进，虽然刺激了德国工业的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1.设计日益“廉价化”，产品单一，赝品盛行。现如今设计界抄袭模仿的现象严重，粗制滥造的产品充斥着市场，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大大下降，这并不是设计本身带来的后果，而是设计过于依赖成品技术，脱离人类能动性的结果。

2.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现代社会也一直提倡“匠人精神”，这同样也是过于依赖技术的后果，以此下去，这就不是人在设计产品，而是产品在“设计”人类行为。设计师也会丢失“设计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文章来源：《舰船科学技术》 网址: http://www.jckxjszz.cn/qikandaodu/2021/0222/8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