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

马克斯·舍勒等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我们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我们的灾害的根源”，将生态危机归咎于科学技术，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引起的。

威廉·莱斯认为“科技在人类面前就好比处于被利用的角色，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驾驭万物的一枚棋子”，否定生态危机的产生是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舍勒等人认为科技是“灾害的根源”，而莱斯认为真正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使用科学这一工具的人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某种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而非科技本身；科学控制自然的功能只是现象，科技本身只是控制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莱斯明确指出造成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观念。根据他的考究，“控制自然”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由此对其他生命具有的派生统治权，而后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了这一观点，并最终由培根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与之相适应的，人们对科技的关注开始向控制自然转变，以利用科技获取自然隐藏的财富。“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并在资本增值的逻辑下被祛魅化，“社会成为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在此观念的支撑下，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崇敬，自然界沦为了纯粹人类满足非理性欲望的对象，技术则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攫取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技术被异化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最终造成了技术的异化与生态的破坏。同时，在“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下，资产阶级技术通过将外在需要不断内化为人自身的需要使人成为丧失自身意志而纯粹追求物质欲望的奴隶，技术由此不但成为控制自然的工具，而且转化为控制人的工具。

本·阿格尔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他从分析资本主义的消费入手，指出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所打造的消费观膨胀了民众的物质欲望，使得资产阶级无节制地运用技术来掠夺自然资源，以期不断扩大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欲，技术由此成为资本控制自然、剥削自然的“帮凶”。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为了延缓自身经济危机，通过大力宣传消费主义价值观诱使人们将自身价值与幸福程度与物质商品消费联系在一起，同时由于异化劳动施加给人的痛苦，也使得个人把对物质商品的消费作为释放自身本性的唯一手段，主动从物质消费领域寻求虚假的幸福，致使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最终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

戴维·佩珀认为技术作为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本身对自然是无威胁的，关键在于运用技术背后的人所处的社会制度。资本的增殖逻辑决定了它的反生态性，生态危机因此产生。这一危机是在资本驱动下导致的，而非科技本身所造成的。

而对于技术悲观主义所要求的放弃技术、返回前技术时代以谋求生态危机的解决的态度，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持否定态度，他指出：“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相比起极端地征服自然，又或彻底放弃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更为重要。

既然明确主张生态危机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那么就不存在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当前危机的可能，因而技术乐观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技术手段得到解决的观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同样也是不现实的，他们认为那种以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只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幻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运用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福斯特在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能否依靠科学技术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所实现的高效利用只会造成资源消耗总量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为使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资本家会借由技术发展来降低生产成本，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制约下，生产规模的扩张不会停止，因而只会导致更多资源的消耗。资本本身利润绝对优先性的逻辑决定了无法依靠资本主义技术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只会选择与其逻辑发展相符的技术，而不会选择那些不能固有现存社会关系、即便具有更多环境合理性的技术。

文章来源：《舰船科学技术》 网址: http://www.jckxjszz.cn/qikandaodu/2021/0322/1138.html